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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做官就准备好了离职

2018-06-23 05:09:01

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:做官就准备好了离职

杨万里这人有意思,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,“功名百尺竿头,自古及今,有几个干休?”(元.张养浩)不到不得已,没人愿意急流勇退,他呢,才出任京官不久(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,时年43岁),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。为此,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,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能长高的好方法
,藏于卧室,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,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。

不过,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,始终未得大用,或升或降,或内或外,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。直到1192年,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,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,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,上书谏阻,朝廷不听,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。于是,他便谢病自免,讨个“祠官”的虚衔,拿一份退休金,告老 还乡了,从此再未出仕。不过时年已满65岁,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。

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:“如病鹤出笼,如脱兔投林……自此幽屏,遂与世绝”(《答沈子寿书》)。的确,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,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,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,那种回归故土、回归自然、回归老百姓的快感,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,弥足珍贵,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。

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,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,府库有余钱万缗,但他一钱不取(呵呵,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,恐怕也是个难题)。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“清得门如水,贫惟带有金 (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)”。退休后,唯有自家老屋一区,仅避风雨。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,自然是望尘莫及了。不过,今日他老家的《吉安名人录》称道:杨万里年过70(不是70,是65啦),便告老还乡。回家后,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,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,三世不加增饰。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,还开垦田园、种植桑麻、纺线织布、裁缝衣服,直到80多岁(只活到80,何来“多岁”?),还年年如此。——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,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,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,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?

不错,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,请看他的《插秧歌》:

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。

笠是兜鍪蓑是甲,雨从头上湿到胛。

唤渠朝餐歇半霎,低头折腰只不答。

秧根未牢莳未匝怎样能快速长高方法
,照管鹅儿与雏鸭。

白话,传神,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,绝对写不出来。或许儿童矮小症标准
,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,但那也只是“老夫聊发 少年狂”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。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。须知,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,居两宋诗人之首,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。此外,他还要继续完成《诚斋易传》一书——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,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,高难度课题啊,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,为此,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。

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,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,前后凡三进四出,久经历练,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,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,看得 也尤为透彻。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,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,语重心长的告诫:“好官易得忙不得,好人难做须著力。”你要做好官,就要多学习,多 读书,靠钻营媚上,纵使得官,也要遗臭千载。你要做好人,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,不得另眼相待。……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,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?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,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,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。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,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?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,强中更有强中手,好比下棋,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,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。——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,一个字都用不着改。

然而,看了杨万里的生平,有一点令人费解:按他自己的说法,退休后,“自此幽屏,遂与世绝”,隐居草野,与世无争了,与朝廷除了按时领取那 一份闲俸,也不再有任何牵挂。可是,就在他临终那一刻,却一反他日常“诚斋体”诗歌传递的清新、活泼和闲趣,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急躁!

事在开禧二年(1206)五月,杨正卧病在床。某日,一族侄从城里归来,进了门就大声嚷嚷,说起朝中权相韩侘胄已经发动对金国的北伐之战。此前,家人正是担心他忧虑国事,但凡收到朝中有关时政的邸报都不告诉他,乍一听到这一消息,他顿时恸哭失声,急着催人拿来纸笔,立刻写下一段文字:“韩侂胄奸臣,专权无上,动兵残民,谋危社稷。吾头颅如许,报国无路,惟有孤愤!”又书写了十四句话告别妻子,落笔而逝。

宋史载:“(杨)卧家十五年,皆其(韩)柄国之日也。侂胄专僭日甚,万里忧愤,怏怏成疾。”杨万里何致于对韩侘胄如此反感?说来,杨与韩之 间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,就一点小过节:六年前(1200),韩侂胄筑南园,请杨万里为之作记,并许以高官。万里答:“官可以不做,记不可以写。”侂胄很生气,就改请他人(陆游)写了。

杨万里不肯为韩侘胄写记,当然是不屑于韩的人品。宋史说韩侘胄很生气,用了个“恚”字,却也没说他“恚”后有什么报复或给穿小鞋之类的动作(或者杨早已退休,管不着了)。倒是有案可查,在那以后的几年内,朝廷屡屡为退养在家的杨万里加爵封赏:

嘉泰三年(1203)八月,诏进宝谟阁直学士,给赐衣带;四年正月,进封庐陵郡开国侯,加食邑三百户。

开禧元年(1205),召赴京,复辞;二年二月,升宝谟阁学士。

还不包括之前数次:庆元元年(1195),有召赴京,万里辞不往。九月,升焕章阁待制。四年正月,进封吉水县开国子,食邑五百户。五年三月,升宝文阁待制。六年十二月,进封吉水县开国伯。

这一路过来,可都是韩侘胄柄国之时啊。不论韩侘胄对别人怎样,对他杨万里似乎还过得去,并未见存有什么芥蒂。

如此看来,杨万里对韩侘胄的厌恶,完全是出于“公义”。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:韩侘胄罗织“伪学逆党”罪名,排斥赵汝愚、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,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,但作为一名理学家,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,表示抗争。

事过境迁,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,其中的是非曲直,驳杂难辨,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。

这里涉到了《宋史》中的一句话:“杨万里为人刚而褊”。又据说宋孝宗尝曰:“杨万里直不中律。”宋光宗亦称:“杨万里有性气。”杨则引以自豪:“禹(光宗)曰也有性气,舜(孝宗)云直不中律。自有二圣玉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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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不用千秋史笔。”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。

“刚而褊”,刚为刚正,褊为褊狭。杨万里的刚褊,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。

淳熙十六年,朝议“高庙配享”,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,以吕颐浩、赵鼎、韩世忠、张俊四人为请;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,并斥洪迈以欺、专、私三罪,惹得孝宗很不高兴。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,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,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,但其政治能力、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,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,主持“隆兴北伐”招致失败,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。再说,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,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,为张浚争这个虚名,值得吗?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情色彩。

综观两宋朋党之争,刚而褊,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。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,较之,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,小家子气。

韩侘胄当然不是个人物,外戚专权,排斥异己,好大喜功,轻举妄动,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但他为岳飞平反,将秦桧打回原形,毕竟大快人心。他 的“开禧北伐”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,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、无人可用,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,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。敌国金朝也烂,两者实属比烂,你烂,我比你更烂。

另一方面,韩侘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,所谓“伪学逆党”案在一二○二年就解禁了,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。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《宋史》编写,将其归入奸臣之列,有失公允。

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,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、讲学事业,前后只当过十年官。 他当官,同样不能免俗,“褊狭”得比别人更厉害。朱熹由赵汝愚推荐,担任宋宁宗的侍讲,等于是皇帝的老师,初见宁宗,就进讲正心诚意、人欲天理之论。旧 制:单日早晚进讲,双日休息。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,每天早晚进讲。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,多次递条子,评议朝政,指责韩侂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。把宁宗惹恼了,不要他当老师了,将他轰了出去,说:“朱熹所言,多不可用!”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,被宁宗一口拒绝。这事左看右看,朱熹做得不地道,就算你占着道理,如此党同伐异,也太不够策略了吧!朱熹这人,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,集理学之大成,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,或有心理问题,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,这也罢了,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,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(严蕊)严刑逼供不可,藉以坐实唐的罪名,未免太过残忍。

《宋史》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,说陆游“才能太高,功迹太浅,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,不能保全晚节。”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侘胄写 《南园记》为证据,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。这是什么话?为韩侘胄写一篇记文,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?是的,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,被杨拒绝了,杨有自己的坚持;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,难道就成罪人了?事实上,从陆游的《南园记》中 ,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,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。纵使看走了眼,也与道义、节操无涉。

无独有偶,在韩侘胄主持的“开禧北伐”中,当时的两大文坛领袖——陆游和辛弃疾都成了积极参与者。辛弃疾对韩侂胄更是热忱鼓励:“千载传忠 献(侂胄曾祖韩琦谥号),两定策,纪元勋。孙又子,方谈笑,整乾坤。”尽管从私交来说,辛弃疾向来与朱熹走得很近,甚至视朱为“帝王师”, “历数唐尧千载下,如公仅有两三人。”评价之高无以复加。但基于一贯的抗金主张,他和陆游一样,对韩不持偏见,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

再看陆游、辛弃疾对朱熹的义气。1200年,朱熹病故,当时党禁未解,朝廷不许官员参加其葬礼,76岁的陆游写文遥祭:“路修齿髦,神往形留,公殁不亡,尚其来飨。”一片挚情。辛弃疾更是义无反顾,亲临祭悼,作文曰: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!”

不过,若以朱熹生前因伪党案上表认罪一节对比,尽管出于被逼,毕竟未如置军妓严蕊于大刑之下,居然那么轻易就坦白交代了,承认“私故人财”、“纳其尼女”数罪,表示“深省昨非,细寻今是”,朱老夫子的风骨何在?颜面何存?究竟是谁“晚节不保”呢?

王夫之将南宋士人概括为两类:一类是弄权者,“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”;一类是明哲保身者,凡事留有余地,首鼠两端。“二者之患,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”,“不能据中道以自成”。所谓“中道”,即指“无偏无党”、“无朋党之恶”的“大中之道”。其实,褊狭,或是朋党人士的最大性格弱点。以朋划线,不能容人,不能和衷,因人废言,因人废事。非白即黑,非友即敌,不是君子,就是小人,不是忠臣,就是奸臣。这样一种两极化思维严重禁锢着士大夫们的头脑,遂使任何有意义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讦的题目,最终导致王朝在内耗中走向败亡。

人是复杂的,尤其是官员。性格的多面、心理的明暗、利益的交缠、善恶的互现,身上的正负面因素无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。三七开就是大好人,五 五开不好不坏,倒三七就是坏人了。君子与小人、天使与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。裴矩在隋为侫人,在唐为忠臣。唐太宗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,以考验是否廉洁,一刑部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,唐太宗要杀他。裴矩提出:“受贿当死。但行贿呢?以这种方式试探官员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、以礼规范的准则吧!”唐太宗听了 大为欣赏。司马光赞曰:“君明臣直。”这是皇权体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状态,无奈古往今来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不多。南宋朋党之争掺杂了更多意气用事,几无原则可言。从张浚、赵汝愚到韩侘胄,再到史弥远、贾似道,忠与奸的光谱色系令人眼花撩乱,足致色盲。

相对而言,跳出官场的杨万里还是比较通达的。他的理学见解与朱熹等人所主张的义理之说亦有所不同,比如他对“仁”的解释:“何以为仁?曰财而已。……财散则民聚,此仁之实也。……何谓义?教民理财,义也。”(《系辞》,《诚斋易传》卷十七)人在平心治学的时候,持论总是相对公允、诚实而较少 偏见。综观杨万里一生,他的“刚而褊”,更多的表现在刚的一面,褊在其次。

“月子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;愁杀人来关月事,得休休去且休休。”(杨万里.《竹枝歌》)世间万事,包括官场纷扰,该休处还是休去的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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